2014年政府强劲有效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将出台

发布时间：2021-01-21 14:20:17 阅读：次来源：府绸厂家

我们预测，资本市场，包括私募基金和银行借贷将进一步对企业注资，并购市场也将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强劲有效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2014 年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Peter Fuhrman ，中国首创投资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2014年民企、国企的转型与机遇　　2014 年对国企和民企而言，都是充满变化与机遇的一年，改革与转型成为主旋律。新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之路需要企业快速适应，并找到合适的模式和策略。对于管理层而言，两点主要的变化分别体现在加剧的国内市场竞争和更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上。

IPO 的寒冬将尽和并购交易的春天来临

过去的两年对中国的企业而言是充满挑战的，放缓的国内国际经济增长、压缩的利润空间和低迷的融资环境都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幸运的是，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IPO的开闸和新制度的出台提升了市场信心，我们预测2014 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IPO 数量应当会超过500 家；随着全面改革计划的开始，信贷环境将更加宽松，资本将重新涌入，加上美国经济的缓步复苏。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可以以一种更主动的姿态积极拓展市场，抓住改革带来的机遇，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战略方向。

我们对企业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份报告将基于过去几年中对国企民企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和趋势做一个总结，并着重探讨并购和私募股权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我们预测2014 年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展的快车道将由此开始。

自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衰退期，而在一片阴霾之下，在占GDP 16%的4万亿救市计划引导之下的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超全球经济增长率。乘着这股东风，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融资渠道的拓宽市场信心的提升，以及充沛的资金流入，最明显的体现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IPO 上市热潮。

这些IPO 不仅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并壮大了企业，也拉动了中国PE 产业的发展。或者更确切的说，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前些年上市的企业中，有创投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支持的就有将近一半。企业上市后得到的高估值，也使得PE 不约而同地以推动企业进行IPO 作为退出的首选方式。

毫无疑问，2009-2011年可以称为企业融资的春天。但是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猛然意识到，金融市场的这段繁荣已悄然掩埋下许多问题：平均每年有3,000亿资金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入企业，但是显然，实体经济的发展却远跟不上资金的涌入速度，最终体现的就是企业的过高估值，其中尤以创业板为甚。

创业板的非理性繁荣体现为三个方面：高市盈率、高股价和高超募发行。不管如何计算，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增长都无法支持如此高的数据；某几个企业市盈率过高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一个创业板连续发了200多家70倍的市盈率的企业，这一定是市场出了问题。市场的问题显然不止是流动性过剩，新股发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企业、券商和保荐人成了同一个利益链条上的分工合作者；同时，IPO的审批制度本身也造成了资本市场供需的不平衡和投资者的盲目投机行为，推高了股价。

从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央行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接连9次上调准备金率，其频率历史罕见。股市对政策的敏感性在此得到体现。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国内市场的信贷紧缩，资金流动性的放缓和中小盘股的过高估值都给股市施加了莫大的压力；然而，A股IPO在这一年依然如火如荼，数额达到了277家，而最终的结果，则是自2012年11月之后的长达14个月之久的IPO全面暂停，创历史最长纪录。

IPO的关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IPO一直是PE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在前路未明的情况下，GP和LP投资者都变得更为谨慎。投资者的谨慎以及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否持续带来高回报的疑虑，令许多投资大陆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陷入融资压力中。有研究称，2012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通过52只人民币基金筹资828亿元(约合133亿美元)，低于2011年75只基金筹集的1,083亿元。而到了2013年，新成立的人民币基金只有两只，并且都侧重于房地产投资。对于GP而言也是如此。由于GP需承担无限责任，在资金并不充裕，退出渠道受阻，市场信心不足，国家财政紧缩和总体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GP的投资决定也变得异常谨慎。

而在这段时间里急需融资的拟上市公司，在IPO通道暂时关闭、排队企业形成“堰塞湖“的情况下，也被迫开始寻求其他融资路径。转战新三板、海外IPO、借助并购重组进而实现借壳上市等等都成了大量拟上市企业谋求上市融资的另类通道。

其中，并购市场的大幅发展引人注目。并购重组这一形式除了能满足资金的要求，更能在战略层面上对企业的发展有所进益。可以说，并购市场的蓬勃发展与经济产业整合、转型升级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小企业为数众多、市场份额高度分散，从而导致企业间的无序竞争；这既不利于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同时也压迫了企业的利润率。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很多行业都开始进入整合加速的上升期。汤森路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24日，已公布的中国参与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达2,619亿美元，同比增长24.4%，并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境内并购交易金额亦创下历史新高，已公布的交易金额为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41.7%。由此可见，企业并购交易趋势已成。

对于PE行业而言也是如此。据清科集团统计，截至2013年11月底，共有411个VC/PE投资的项目通过并购、IPO、管理层收购等方式退出，但其中通过收益率最高的IPO方式实现退出的案例却只有49个，仅占退出案例总数的12%。这其中政策环境当然是主因，而 IPO暂停造成PE退出难的说法也日渐兴盛。

事实上，即使 IPO不暂停，中国PE照样会遭遇退出难。在IPO没有暂停的年份，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实现IPO的平均数目为300家左右；而另一边，即使是最糟的2012年，国内市场披露的私募股权投资(包括创业投资VC)也达到了 841例，2013年前11个月，VC的投资数目更是达到了1， 062起；而在IPO关闸之前，绝大部分投资者都选择IPO作为退出方式。因此，不管IPO是否暂停，私募基金都会面临退出难的问题。

中国的PE基金大规模地选择IPO退出，反映了其退出渠道的狭窄。从发达市场经验来看，IPO并不是私募行业的主要退出渠道。如美国，80%的私募投资通过并购出售退出，只有20%通过IPO退出。因此在IPO受阻后，中国的PE也开始另寻出路，从2013年中国境内并购交易金额达到历史最高便可见一斑。

也许这种局面的起源是被逼无奈，但可以想象，当这条路被走通之后，并购或可成为贡献利润的中坚力量，而企业家和金融从业者的思维模式也将随之改变。因此我们推断，并购出售将成为中国PE退出的另一主要渠道。从长期来看，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加和信贷的放松，收购的杠杆效应将有望放大，并购出售退出将更加普遍。

在PE行业经历严冬并开始扭转思路的同时，企业也有机会静下心来仔细考虑，前些年这种一拥而上引入PE等金融投资者的风潮是否理性，换言之，这样是否能让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一家中国食品行业的知名企业，其销售额超过7亿人民币，并拥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在引入外部投资者时，管理层的首先选择也是各大知名PE，但与之交谈后，他们发现这些金融投资者所拥有的经验与行业资源并不足以支持公司未来在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发展。管理层决定以增资扩股的方式从国外引入具有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的战略投资者。双方拥有相同的理念，将共同推进企业的成长，并帮助其扩大经营。

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做法，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依托战略投资者的资源与经验快速提升其业务能力，而对战略投资者而言，其也可以通过该种模式打开中国市场，并为将来对该企业的控股奠定基础。这种转变思路，以企业的发展需求为核心，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的做法，最终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在认真权衡企业应当引入何种类型的投资者时，关于并购，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渐渐将其纳入企业发展的可选项：有好的标的，可以通过收购别家企业实现自身跨越发展；适当条件下，也可以将企业卖给别家，自己做个小股东享受发展红利；IPO不是企业价值唯一体现途径，并购也可以。企业家想通了，PE也早做好了准备，正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并购的春天还会远吗？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崛起，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战略性布局全球，整合全球产业资源，为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服务，也为企业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企业作为买家的跨国并购风头正劲，比如双汇国际收购全球最大肉企美国Smithfield Food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在寻找国外的投资机会。　　IPO发行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IPO的长时间暂停让金融从业者和企业都进行了反思，而证监会在11月底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则代表了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

从2001年至今，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一直采用核准制。在核准制下，拟上市企业除了须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外，还必须满足相关法律和监管机构规定的关于企业新股发行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在该制度下，证券监管机构不仅要对拟IPO企业所提交的相关文件进行审查，还会对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发展潜力、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等条件一一审查，并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进行判断，并以此最终决定是否允许发行人发行股票。

核准制度的逻辑基础，是新兴市场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投资者也不够专业，需要政府来代替市场和投资者对证券的价值和风险进行判断，并决定其是否适合投资，以此来维护市场的稳定性。

而证券发行注册制则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其是一种适用于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制度。发行人只要达到证券监管机构公布的必要条件即可发行股票，证券监管机构除了会对发行人提交的材料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外，并不会对所提交文件的真实性进行专门核查，更不会对拟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进行判断，所以股票发行价值、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等都交由市场上的专业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本身来判断。因此，在完成向注册制的过渡后，证券发行的成功与否、发行价格及市盈率的高低不再由证监会决定，而是由市场来定夺，关键在于市场和投资者是否认同企业的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

在核准制下审核拟上市公司是否有投资价值的重任都落在证监会的身上。一年要面对数百家公司的上市申请，证监会自然不可能去每一家企业考察，它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公司过去几年的成长规模和财务指标，对企业本身的商业模式、发展潜力这些更难把控的东西关注较少。

因此，过去国内许多PE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多的是关注企业是否符合证监会衡量好企业的标准、是否能快速上市，其投后管理的精力也更多地放在怎样改善企业的财务指标使之更容易得到证监会的认可。当然大部分时候，财务数据的改善意味着公司整体经营水平的提高，但是也不乏PE帮助公司过分包装财务数据的案例。甚至有一些较激进的PE，用内部复制证监会IPO审批过程的方法筛选可以快速通过上市审查的公司，并调动一切资源帮助所投企业对相关机构进行游说，尽可能地缩短从投资到退出的时间。

这样的PE花在揣摩监管者心理的精力远甚于其对企业发展的投入，其对优秀的、想要借助PE的雄厚资本和丰富资源进一步发展的企业而言无疑是弊大于利，对企业上市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事实上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几年的业绩都十分良好，因此上市时备受追捧，从而以极高的发行价格上市，但往往上市不到一年就业绩“变脸”，盈利能力大幅下滑，股价也跟着一蹶不振。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2年8月上市的413只新股中，319只跌破了发行价，更有42只个股折价在50%以上。同一家企业的经营绩效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还是证监会着重审核企业的财务指标而忽略企业的其他软性实力。

而2012年爆出的新大地造假事件，更把新股发行制度的弊端推到极致。在其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包装下，一个涉嫌虚增利润、关联交易、财报数据严重矛盾的IPO竟然能成功过会，可以看出核准制下的审查并不够严格公正，而政府机构能比市场和投资者对证券的价值和风险进行更准确的判断也让人难以信服。

注册制的实施代表着行政审批制度带来的寻租成本大大减小，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过去许多PE按照“证监会评判企业能否过会”的标准来做投资的模式不再适用。而曾经火热的pre-IPO模式也不再可行，这对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pre-IPO模式下，投资判断能力不再重要，只要融资企业3年内能上市就行，要是有券商已经入场就更好，这事实上是把对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的判断，换成了对企业能否上市的判断。

其次，pre-IPO模式不需要增值服务能力，坐等企业上市获得投资收益，至多在上市时能够给企业提供帮助。因此，pre-IPO模式下，LP对GP能力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项目的关注，从而掩盖了PE机构是否有能力担任GP这一评判核心，使得那些不合格的PE机构也获得了LP的投资。Pre-IPO模式，本质是一种“赌”企业上市的投资，即使在正常环境下，也难以为继。

完成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后，市场将更加关注企业的基本面和成长潜力，譬如企业的商业模式好不好，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企业有哪些优于竞争对手的优势等，以此来决定IPO的成功与否以及企业的投资价值。

于是，PE也将回到这个行业的本质，认真地思考未来的发展、消费趋势是什么，哪些行业在中长期内可以蓬勃发展，然后挑选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未来增长潜力巨大的企业，并耐心地培育使其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短视地看哪些企业能较快IPO，通过美化财务指标投证监会所好，从而达到快速投资并退出的目的。

这样的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注册制下，拟上市企业的最大挑战不再是监管者，反之，IPO能否获取较高的发行价格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实力与竞争力，这也要求投资者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发掘更多有潜力的企业，并为其提供资金和战略、管理、市场开拓方面的资源，帮助企业飞得更高，同时将自己的投资回报最大化。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逐渐回归价值的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一个健康的市场能自然地挑选出好的企业和好的PE，为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并为中国的PE们制造了一些挑战和改变投资模式的动力，当然也会为真正好的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新三板的DNA缺陷

中国资本市场2013年岁末最重磅的两个消息恐怕就是IPO重启和新三板扩容，其中IPO重启绝对是企业、PE、券商多方共同关注，而新三板扩容似乎更像是券商的独角戏。

新三板的学名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a.k.a。场外交易市场，概念并不新，其美国亲戚OTCBB已经运营了20多年了。现在，OTCBB在美国资本市场几乎已经成为垃圾、欺诈、操纵等负面词汇的代表，骗子公司和投机资本横行，优质企业和优质资金与之严格划清界限。

当时的建立初衷总是好的，为了中小微企业建立一个门槛低成本低的交易平台，但是现实是：大的、好的资本有大把大把经过市场和监管机构考验的场内上市企业可做投资，没必要担惊受怕地去场外交易；投机资本倒是愿意赌它一把，池子小很容易操纵股价，说不准就有冤大头接棒；冤大头接棒后，或继续炒作，期待下一个冤大头，或气汹汹去打官司；总之，OTCBB的名声是越搞越臭，好的企业纷纷逃离，剩下的不是骗子公司就是被忽悠来的不明真相的外国企业，其中有好多中国公司深陷其中，本来发展很好的企业，给黑中介支付巨额费用上了OTCBB后，募不得资，退不得市，苦不堪言。

现在来细看看中国的新三板。对于企业，上新三板意味着完全公开企业信息，支付券商、审计、律师等不少的中介费用，企业重大决策需要股东审议等等麻烦和不便，当然如果能从市场中低成本高效率募资，吃点苦受点累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到头来弄得个有价无市，甚至无价无市，并且进(转板)退(退市)两难的境地，真是担了上市公式的责任和义务，却没享受到上市公司的利益，图什么呢？

何况看现在IPO的改革方向，主板和创业板上市也并非遥不可及。2014年，新三板挂牌企业突破300家，新年后3个交易日成交15笔，总额915万元；深圳交易所2014年1月6日一天，仅批发零售板块66只股票板块成交总额已达40多亿元；两相比较，流动性几乎是人工景观湖和太平洋的差异。

对于PE/VC，已投企业上了新三板，手中股票能以高价卖出自然是好事，如果不能呢？退市比较麻烦，那么转板呢？怎么确定换个市场，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就可以上去？资本向来精明且敏感多疑，对转板来的企业就算不低看一眼，在估值上恐怕至少是不愿意给出高过其在场外交易的挂牌价的。

对于券商。新三板倒是个接近稳赚不赔的生意：准备企业挂牌时有中介费，挂牌后有交易费，之后要是成为做市商，似乎赚得还能多些。自然，他们要大力推捧新三板。

全球多个交易平台已经证明，场外交易是一个DNA有缺陷的模式，流动性是它的硬伤，流动性欠缺就给投机者制造了操纵和欺诈的机会，而人性之根本，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是从来不缺乏赌博的投机者的。做市商模式似乎可以解决流动性问题，但是，如果投资企业、投资产业的优质资本不来，只有投机资本在做游戏，一池浑水，再怎么流动，券商增加交易费收入罢了，于企业又有何益处呢？

2013:改革的元年

可以看出，最近这几年，对于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而言，都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不管是倒逼或是自发，不可否认的，改革的势头已锐不可挡，而2013更是被称为新一轮的改革元年。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可以说，自贸区将是这一轮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为中国未来10年的改革探路。目前来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和金融滞后问题已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而自贸区的任务职能，第一便是通过实行“负面清单”，减少行政干预，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二是通过放开民营银行、建立境内的“离岸市场”，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可以看出，自贸区的设立及其战略定位已暗示了随之而来的改革侧重点，也彰显了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随后的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以往不同的是，《决定》的设计的层面更深，给出的信息也更清晰具体；它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些决议不仅与民企国企息息相关，更点出了未来十几年企业生存环境演化的大方向。

国企改革无疑是此次会议的热点议题之一。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国企与民企在同一平台上共同竞争，这将需要国企与民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行市场化经营，就意味着政企的进一步分离；地方政府对国企的政策性优惠，必将逐渐减少，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律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减少的行政审批和政策枷锁就代表着，国企可以并且也必须放弃扩大生产追求规模的老路，转向以盈利为目的、提高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新思路。与此同时，《决定》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对于股权架构的设置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国企改革再一次被提起，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一个重点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传统监管与经营模式已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国企的问题是历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15年前三分之二的国企都处于亏损状态，现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企、央企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占比均超过80%，每年对中国GDP的贡献高达 20%，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国企的效益却没有保持其上升的趋势，并且与蓬勃发展的民企相比差距渐大。

以工业企业为例，下图显示出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率(亏损企业数/企业总数)与平均水平相比，一直高近10个百分点，若是单与民企比较，这个差距则会更大。

从资产的盈利能力来看，我们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在此我们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考察企业的效率。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有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两者相差4.74个百分点。

这代表着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净资产约为85,643亿元。如果国有企业的ROE能与非国有企业持平，也就是上升4.74个百分点，那么仅2009年一年就能为国家多创造价值约4,060亿元，这个数约为2009年GDP的1.2%。要知道，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2009年中央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总和也不过是6,551亿元。

再做一个横向比较：综合7,700多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各行业的近五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分别为：铝业8.9%，汽车制造11.9 %，农林化工33.4%，建筑材料14.8%，水泥13.1%，机械制造17.5% ，燃气20.8%，重型基建20.7%，油气采集21.8%，油气炼制121.6%，油气设备18.3%，金属加工19.4%，综合航天与国防23.9%，工业设备批发17.5%，铁路12.1%，钢铁22.4%，木材26.4%。

这样看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确实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当许多国企还享受着各种政策优惠的时候，例如较低的融资成本和土地租金，税收减免以及各种财政补贴等等。这严重违背了设立国有企业的初衷。中国希望确保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但可以想象，一个僵化而低效的经济体是绝不可能有拥有这一地位的，否则只能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逆向发展。因此提高国企效率，避免资源浪费于国于民都是意义巨大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点明了改革的必要性，给了市场一针强心剂，但具体该如何实施，还没有定论。通过对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以及多年来与国企客户们的合作经验，我们做出以下分析：

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将自然垄断性环节和可引入竞争的环节分开。自然垄断环节要靠有效政府监管来克服垄断弊端，而其余环节则交由市场，由企业自身行为决定盈利与否。

大多数非垄断行业的国企，毫无疑问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我们预计企业在其生产投资决策中面临的审批环节也将减少。市场化经营需要企业对市场的变化积极做出回应，灵活地作出调整，因此，改革在减少国企能享受的政策优惠同时，也会给其带来更大的自由。

其次，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趋势。这意味着政府会在许多行业，特别是准入门槛较低的行业逐渐减少持股，引入外部投资者，以推进国企公司制改造及股权多元化，来达到资源的更优配置。只有从追求效率的角度考虑，才不会发生产量越多亏损越大的问题，也可以避免资产闲置，为企业的挪腾提供更大的空间。

同时，多元化意味着国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计更为灵活的股权结构，进行更为多样化的资本操作。举个例子，我们的一位国企客户是行业领军企业，随着展企业的规模的壮大以及业务专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企业的不同业务进行拆分将更加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思路相吻合。因此我们为企业的分拆上市设计了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分步走，逐步改变企业架构和治理模式。首先在分拆企业的同时为被拆分子公司引入一轮私募股权融资，完成股权多样化，促进企业进一步成长，然后在2-4年内实现IPO，最终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再有，国有企业需要搭建职权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行有效地自我监督机制。这其中涉及到的方面很广，需要企业全面考察其战略决策职能、纪律监督职能和经营管理职能等等。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必须要求责任明确到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谁来承担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谁来行使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谁对股东的资本保值增值承担责任。显然，对于总数有上十万之多的国有企业而言，光靠国资委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国有企业考核评价体系也要往更有效、更市场化的方向走，防止企业为了考核而扭曲是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例如，在与众多国企客户的合作中，我们发现减少甚至不提计折旧的现象十分普遍，利用折旧来操纵账面利润的现象在国企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管制度有关。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国资委有着监督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其推动的经营业绩考核对国企管理层的人事任免、调动和对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国企自然要做出应对，而提计折旧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渠道，这是因为税法仅规定了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因此如使用较长的折旧年限并不违反税法(虽然之后需要依法调整应税所得额，但这个延迟期限较长)。从理论上讲，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但由于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企业可以轻易地降低实际成本，让账面上减少亏损甚至出现利润。我们就曾见过一家国企，五年内没有计提任何折旧。在每年的考核报告中利润为正，但真实情况却是年年亏损，其实际资产总值只有财务报表上的一半。

这种资产额的扭曲也给外部评估带来问题。例如当银行考虑借款时，作为评分标准的净资产额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银行做出贷款与否与贷款利率的决定也必然受到误导，从而可能导致坏账产生。对于国资委而言，如果连国有资产的真实数据都无法准确掌握，那么监督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任务也将无从谈起。

最后，国有企业需要从整体上调整发展思路，顺应大趋势，跟紧政策导向。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各类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我们的另一国企客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该企业突破了煤炭行业传统的生产销售商业模式，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精细分工、专业发展，转型成为为煤炭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的矿业管理服务型企业。长远看，这种 “由重变轻”的转型是企业竞争能力、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市场发展空间的拓展。大力发展现代型服务产业是中央十八大所提倡的，也符合十八大提出的节约资源、高效开发资源的要求。

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对国企的定位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但现在看来，不管是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还是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经营改革，完全退出和大规模私有化都不太可能成为主旋律；相反，经历改革阵痛之后能成功转型的国有企业将在国民经济中拥有更关键更主动的地位，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块重要基石。

对于民企而言，自由市场的形成离不开众多民营企业的共同竞争，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环，民企也将深受改革的影响。推进改革意味着这个市场将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民营企业将拥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金融行业与其他垄断行业中，民企的限制将会减少，民营资本的力量将进一步壮大同时。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需注意到，由质量与价格主导的优胜劣汰将迫使企业面对在更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产生的更大的竞争压力。在国企变得更有效率之后，民营企业需要发掘新的盈利途径，进一步优化公司结构，建立自己的品牌，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在竞争加剧后，短期的逐利行为只能使企业的发展变得不可持续，此时需要企业拥有长远的眼光。

加速推进的改革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迅速反应，紧跟改革步伐。李克强总理曾说过，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我们才说，现在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总地来说，2014将是更为开放的一年，能否抓住此次机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今后十年的发展路径。

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 2014年对国企和民企而言，都是充满变化和机遇的一年，改革与转型成为主旋律；整个经济环境相比前一年会有很大的提升。从国际环境来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加速，复苏势头明显，世界经济将整体保持温和回升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流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 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5%到3%。

从国内环境来说，政策方面，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同时，2013年以来，国务院也出台和细化了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资本方面，IPO开闸和信心的回升将带来融资环境的极大好转。我们预计，资本市场，包括私募基金和银行借贷将进一步对企业注资。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今年A股IPO市场将会蓬勃发展，全年融资规模可达2,500亿元人民币，项目数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超过300宗，分布行业将以制造业、零售、消费品、服务业和科技行业为主。

需求方面，中国消费增长也保持了稳定运行态势。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值调整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消费增长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新兴消费形式不断兴起。2013年以来，中国扩大消费政策总基调不变，但扶植领域与支持方向会更加注重短期刺激消费与长期培育新的增长点相结合。有消息预测，中国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今年全年名义增速在13%左右。另外，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内需的增长点，中国城镇化也已进入到了关键性阶段。继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后，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达到53.5%，预计今年城镇化率仍将稳步上升。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房地产业依旧是吸金大户，政府企业债务风险不断积累等等都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但在中央政策依旧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之时，现已明确的改革总纲至少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前进方向。新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之路需要企业快速适应，找到合适的模式和策略。对于管理层而言，两点主要的变化分别体现在加剧的国内市场竞争和更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上。

我们认为中国拥有的无可比拟的一项资产就是活跃在经济舞台上的一群有眼光有志向的企业家们，他们所领导的国企和民企都将成为经济进步的基石。对企业家们而言，现阶段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环境基础已经形成，随着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政府强劲有效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我们相信优胜劣汰、回归价值的趋势将愈加明显。也就是说，在愈加市场化的环境中，好的PE，好的企业，好的产品将会脱颖而出。因此，对于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们，把握住这个转折点，2014将会是充满机遇的重要一年。